鼎泽配资RA股牛网新区新在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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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老徐刚上大学,那时,老家的亲戚时不常地就跑到北京来“开拓市场”。有一次闲聊的时候,亲戚说刚和几个伙计办了个毛线厂,自己占了一股半,兄弟占了半股。这是老徐第一次知道“股”这种东西的存在。以后每每回想起来,老徐就总是感叹,当经济学家还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股份制改造的时候,中国北方的农民却早就用行动开始了实践。

  这种实践当然不是老农民占得了信息先机的结果,而纯粹是从“遗传”获得的近乎本能的一种反应,只要外界条件许可,这种本能马上就能有所表现,正如春风一召唤,小草就露头一样。那儿的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,几个小脚儿老太太也知道“合了股儿”做点儿小买卖。因此,亲戚后来又是办羊绒厂,又是办制革厂的,不停地乱折腾,老徐也从来没奇怪过。

  不过,要想把买卖干好,只靠了天生的禀赋、自然的传承或者春风的吹拂,显然远远不够,还需要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配合,比如,对“规矩”的敬畏就特别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规矩是把握着规律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,破坏规矩,本质上就是对规律的藐视;而藐视规律又能既快且好地把事情办成,就特别地不现实。

  1987年前后,依托留史镇皮毛集散地的优势,老徐的亲戚办了个羊绒厂,收购了山羊毛之后,从中加工梳选出山羊绒。当年的羊绒卖价很高,一吨较高品质羊绒的价格能达到80多甚至90万元。当年,相对于人们的平均收入,这些钱无疑就是天文数字。

  不过,亲戚的厂子没办几年就黄了。究其原因,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。就工厂自身而言,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定好规矩,股东们都是你插一手,我插一手,工厂管理极其混乱。比如,有的股东从北京低价买了洗涤液,高价卖给工厂,侵占了其他股东的利益。有样学样,于是其他股东也不客气了,也想方设法地捞好处,于是羊绒最终的成本就很高,遇到市场波动,生产就再也进行不下去。

  就外部而言,由于刚开始时,羊绒生产近乎暴利,于是逐利者一拥而上,都来抢食蛋糕,仅亲戚的那个小村子,有点儿规模的梳绒厂就有好几家,整个留史镇、乃至整个蠡县到底有多少厂子,河北、内蒙有多少厂子,简直就数不过来了,而这还没算上无数的家庭作坊。“抢蛋糕”最快捷的手段,也无非就是价格战,一吨你卖90万,我就卖85万,你卖85万,我就卖80万、70万,结果就是羊绒的卖价“飞流直下几万尺,砸死弄潮儿无数”。老徐好奇,查了一下去年的羊绒价格,每吨售价居然不过40万左右,也刚刚够买北京三环边儿的一间厕所。

  当年的羊绒价格大战,让日本人占了大便宜。不过,中国人好像不太长记性,“价格战”——这种我活不好、你也别想活的战法,中国人至今玩起来不是还乐此不疲吗?

  后来,老徐的亲戚又干了几次别的买卖,最终都让老乡干下阵来,再后来,索性一赌气跑到北京,在秀水卖皮子,一手收现钱、一手放实货,日子过得挺舒心。刚开始,也如原来一样,还是很赚到一些钱的,但后来,知道在北京卖皮子赚钱的老乡越来越多,就成帮结伙都跑来卖;卖得不过瘾、不顺畅了,有人就开始“坏规矩”:除了“价格战”,居然还学会允许买方“加杠杆”。后来,危机之后,经济越来越凉,许多人最终就“死”在了这上面。好在老徐的亲戚经过多年的历练,经验丰富,一看苗头不对,马上撤退走人,好歹算是免了这几年的罪受。

  现在,保定府辖下的“雄安”要建新区了,所谓新区,除了要有一大片、一大片的新硬件外,想必还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新“软件”吧;如果当地人以及从四面八方跑过去的中国人,脖子上还是顶了“旧脑袋”,原来怎么干,现在和将来还怎么干,可信的、可预期的、值得信赖的市场和生态,显然就无法从根本上确立起来,最终,新区大约也新不到哪儿去。

  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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